武则天临死前，李显问她有什么遗愿，她说：在先帝陵前立块无字碑

手持巨斧的大将军2024-08-27 09:59上海

神龙元年（ 705 年） 2 月 20 日，洛阳紫薇城内，武周的心脏地带，一场震惊朝野的神龙政变悄然上演。这场政变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“权力大洗牌”，它不仅颠覆了武周的统治，更是将李唐皇室重新扶上了权力的宝座，让天下再次易主。

正史里对“神龙政变”的记载，总是喜欢分个正反两派，好像唱戏似的。正方，也就是这场戏的主角们，有太子李显、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，他们身边围绕着一群忠心耿耿的李唐忠臣。其中，凤阁侍郎张柬之，这位中书省的实际掌门人，手里握着发布皇帝诏书的大权；崔玄暐，同样是凤阁侍郎，他和张柬之一同站在了李唐的这一边；敬晖，中台右丞，他的职责是监察官员，确保政务运行得有条不紊；桓彦范，司刑少卿，掌管刑狱，是司法界的重量级人物；袁恕己，相王府司马，负责管理王府的大小事务。

反方阵营里，站在风口浪尖的，自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武周皇帝武则天。她的身边，还有两位不得不提的人物——邺国公张昌宗和恒国公张易之，他们不仅是武则天的宠臣，也是她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。

神龙政变的幕后推手，竟是武则天自己的血肉至亲——李显、李旦和太平公主，这三位当时李唐王室中地位最为显赫的成员。而这场政变的策划与执行，落在了张柬之、崔玄暐、敬晖、桓彦范、袁恕己这五位忠心耿耿的臣子肩上。

政变成功后，这五位功臣被新登基的李显大笔一挥，册封为郡王，各自领了一块封地。张柬之成了汉阳王，敬晖成了平阳王，桓彦范成了扶阳王，袁恕己成了南阳王，崔玄暐则成了博陵王。这五位新晋王爷，合称“五王”，因此，这场政变也被人们称为“五王政变”。

而作为武周王朝的掌舵人，武则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正史所认可的女皇帝，她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响当当，几乎到了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地步。暂且不提她的其他争议，单就治国理政的能力来看，武则天绝对是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。

一代伟人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武则天：“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，她既有容人之量，又有识人之智，还有用人之术。”这话不假，作为帝王，武则天的确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才能，她的统治时期不仅延续了贞观之治的繁荣，更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堪称一代明君。

然而，尽管武则天的治下是一片盛世景象，朝堂上也是人才济济，能臣、干臣和忠臣比比皆是，按照历史的常规，她的王朝本应能够持续传承，不至于昙花一现。但是，武则天与前朝李唐的深厚纠葛，却让她的王朝难以摆脱历史的宿命。她既是前唐高宗李治的妻子，又是前唐中宗李显、睿宗李旦的母亲，这样的身份让她无法像其他开国皇帝那样，对前朝皇室进行彻底的清洗。

血缘关系的束缚，让武则天无法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的子嗣。即便她手段再狠，也难以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下狠手。因此，即便她代唐建周，武周朝的太子之位，也只能由她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担任，也就是曾经的李唐皇帝来接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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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一开始，武则天的性别和身份就似乎已经给武周的命运画上了句号，注定了它一代而亡的结局，而李唐皇室终将再次君临天下。姚崇、狄仁杰、娄师德、魏元忠这些李唐的老臣们，他们的眼光何其锐利，早已洞察了这场权力游戏的深层逻辑，心甘情愿地辅佐武则天，稳坐江山，没有掀起任何波澜。

他们心如明镜，清楚地知道，辅助武则天，实际上就是在为李唐的归来铺路。他们期望交付给李唐的，不是一个破碎的山河，而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天下。他们的智慧和忠诚，让他们在武则天的朝堂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为维护这个暂时的平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然而，许多人可能会感到困惑，既然这些老臣们都已经洞悉了背后的真相，为何在武则天晚年还要发动那场震惊朝野的宫廷政变，用武力迫使风烛残年的武则天退位呢？这背后的原因，正是因为那个被他们小心翼翼维护的“你先坐天下，后还政李唐”的默契，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，而这个风险的源头，正是那对权倾朝野的二张兄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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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则天晚年的后宫里，有两位特别受宠的面首——张昌宗和张易之。这对兄弟，凭借他们那与古代美男潘安相媲美的长相，以及那套哄人开心的本事，深得武则天的宠爱，宠到了几乎成了她晚年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。

因为武则天的宠信，二张兄弟的仕途就像是搭上了快速电梯，升官的速度之快，简直能和火箭升空相媲美。张昌宗和张易之自从入宫侍奉武则天以来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就一跃成为了武周朝的顶级权贵。他们的爵位达到了国公，官职更是做到了春官侍郎、麟台监，这些职位在当时可都是位高权重，令人艳羡的。

回望李唐开国之初，那些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异姓功臣，他们的爵位最高也不过是国公。比如程咬金被封为宿国公，后来又改封为卢国公；秦叔宝则被封为翼国公。这些开国功臣的爵位，是他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数十年才换来的。而张昌宗和张易之这对没有任何战功可言的面首，却在转瞬之间就获得了与这些功臣相同的国公爵位，这种恩宠的程度，足以见得他们在武则天心中的地位有多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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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的武则天，身体状况日渐衰弱，对朝政的热情也大不如前，她开始深居简出，久居迎仙宫，远离了朝堂的纷扰。就在这个空档，张昌宗、张易之这对兄弟，像嗅到了机会的狐狸，趁机利用武则天对他们的宠爱，开始在朝堂上独揽大权，建立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党派。

这个所谓的“张党”，在朝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。党派中聚集了一大批显赫的官员，他们或是张昌宗、张易之的忠实党羽，或是对他们媚颜附势。朝堂上的宰相，竟有一半之多对他们俯首帖耳，包括韦承庆、李峤、苏味道、杨再思、房融、李迥秀等人，他们的名字在朝中如雷贯耳，却也成了二张兄弟权力游戏中的棋子。

而朝中的重要机构，如右羽林大将军武攸宜，凤阁舍人崔融、刘允济、刘宪，以及给事中阎朝隐、沈佺期等人，这些把持要害位置的官员，也都成了二张兄弟的心腹爪牙。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，为二张兄弟的野心铺路，使得“张党”在朝堂上拥有了足以左右政局的能量。

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二张兄弟更是不择手段，他们多次利用武则天对他们的宠信，对李唐皇室成员及忠于李唐的官员进行大肆迫害。

701 年，张昌宗和张易之这两位权势滔天的兄弟，为了削弱太子李显的势力，竟然向武则天进献谗言，诬陷李显的子嗣李重润、女儿永泰郡主李仙蕙以及妹婿魏王武延基正在图谋不轨。这番谗言，如同一把锋利的刀，直指太子的要害，最终导致李重润、李仙蕙和武延基相继被迫走上绝路。

张昌宗和张易之的权势之大，甚至让太子李显都不得不退避三舍，到了需要对他们曲意逢迎的地步。李显曾亲自上表武则天，请求封张宗昌为王，以此向二张兄弟示好，这种妥协，无疑是对二张兄弟权势的一种默认。

在朝堂上，二张兄弟的能量已经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，他们的存在，严重威胁到了李唐皇室从武则天手中顺利接管统治权。虽然二张兄弟的影响力尚未波及全国，但在洛阳这个政治中心，一旦他们起了异心，李唐皇室的主要成员和忠臣极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，届时天下必将陷入混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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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张昌宗和张易之这对兄弟，在武则天病重之际，确实萌生了不该有的野心。他们心知肚明，自己之所以能爬到如此高位，全赖武则天的恩宠。他们清楚地意识到，一旦武则天驾崩，李唐皇室重掌大权，自己必将成为秋后算账的对象，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因此，他们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铤而走险，反正都是死路一条，不如放手一搏。

根据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：“易之、昌宗见太后疾笃，恐祸及已，引用党援，阴之为备。”“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，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，劝于定州造佛寺，则天下归心。”这段记载揭示了张昌宗、张易之在武则天病重时的紧张心态，以及他们为了自保而开始筹备的行动。

《旧唐书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：“长安四年......张易之请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。”这表明张易之已经开始按照李弘泰的建议，将计划付诸实践，试图通过建立佛寺来赢得人心。

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，在武则天生命垂危之时，张昌宗和张易之已经开始为可能的造反做着准备，他们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以期一举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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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张兄弟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他们知道一旦武则天离世，自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同样，李唐皇室也绝不会坐视不管，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于是，在神龙元年（ 705 年） 2 月 20 日，一场血腥的权力斗争在皇宫内上演。

当天，李显、张柬之等人率领五百余名羽林军，如同猛虎下山般攻入玄武门。他们的目标明确，行动迅速，在集仙殿的走廊下找到了张易之和张昌宗，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斩首，一举清除了朝中的两大毒瘤。

随后，李显、张柬之、崔玄暐、桓彦范等人带领士兵进入武则天的寝宫——集仙殿。病榻上的武则天，虽然身体虚弱，但帝王的威严犹存。当看到这群人带着杀气腾腾的表情冲进来时，她强忍着病痛，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用尽全身力气怒斥道：“是谁在犯上作乱？”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威严，眼神如同利剑一般扫视着众人。

武则天毕竟曾是一国之君，她的帝王之气并未因病痛而有所减弱。她的怒斥声在寝宫中回荡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。众人纷纷低下头，不敢直视武则天的目光，仿佛被她的威严所震慑。

太子李显更是跪在武则天的脚下，身体微微颤抖，一言不发。几十年来，武则天在他心中种下的恐惧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消散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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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场面陷入僵持，气氛紧张至极之时，张柬之这位老臣子挺身而出，他拱手行礼，言辞恭敬却带着一丝狡黠说道：“张易之、张昌宗二人图谋不轨，蓄意造反，臣等已经依照太子的命令将他们正法，未及时上奏陛下，唯恐消息泄露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在皇宫之内动用兵力，惊扰了圣驾，臣等自知罪该万死。”

张柬之这番话，表面上听起来是一番忠心耿耿的解释，但要是用来哄骗历经风雨、权谋深沉的女皇武则天，那可真是班门弄斧，自不量力。武则天何等人物，她岂会看不透张柬之他们的真正图谋？他们口中的“诛杀叛逆”，实则是变相的逼宫，意图迫使她将天下的权杖交到李显手中。

此时的武则天，虽然已在病榻之上，但她的心思依旧敏锐，她并不愿意就这样轻易地将天下交给李显。毕竟，历史上能有几个皇帝能像宋高宗赵构、宋孝宗赵昚那样，不贪恋权位，甘愿主动禅让给儿子的？

因此，当听到张柬之说是奉太子之命诛杀叛贼时，武则天选择了装糊涂，她顺着张柬之的话头，巧妙地转移了话题，转头对太子李显说：“这件事是你指使的吗？既然那两个小子已经被你杀了，那么你现在可以回东宫去了。”

在武则天的寝宫中，气氛一度紧张到了极点。李显尚未开口回应，桓彦范这位政变的积极参与者便急不可耐地站了出来，替他拒绝了武则天的提议。他们心中明白，一旦太子李显答应回宫，这场政变便会前功尽弃，之后想要再次发动政变，恐怕难如登天，甚至他们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。武则天的手段，他们不是没有领教过，一旦给了她反击的机会，他们这些人绝对没有好下场，连李显都可能难以幸免。

桓彦范站出来后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，直言不讳地说道：“太子岂能再退回东宫？昔日天皇将太子托付给陛下，如今太子年岁已高，却仍旧屈居东宫，天下百姓与天意，早已期盼李家的归来。我们这些臣子，不敢忘记太宗和天皇的深重恩德，因此今日尊奉太子，铲除那些犯上作乱的逆贼。恳请陛下将帝位传给太子，以顺应天意和民心！”

桓彦范这番话，无疑是将这场政变的真正目的摊在了桌面上，他没有给武则天留下任何装糊涂的余地，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们的来意——让太子李显登基，恢复大唐的荣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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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武则天算是彻底看清了形势，她知道今日之事，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。她心里明白，如果自己不答应，这些臣子们也会想尽办法让李显登基。最终，这位一代女皇，面对着群臣的强硬态度，只能选择退让，答应他们的要求。

武则天首先下令让太子李显监国，掌握朝政，次日便下诏宣布禅让帝位给李显。又过了一天，李显在通天宫正式复位称帝，从这一刻起，李唐皇室再次君临天下，重掌了这锦绣河山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武则天独自一人躺在病榻上，默默注视着武周王朝的旗帜缓缓降落，武氏诸王的荣耀也随之烟消云散，被降为公爵。而李唐的君臣们则纷纷粉墨登场，那些参与政变的官员们一个个加官进爵，享受着胜利的果实。而武则天自己，则被迫搬到上阳宫养病，昔日的辉煌不再。

每隔十天，李唐的君臣们都会来到上阳宫，名为问安，实则或许是为了确认这位昔日女皇的健康状况，或许还有其他的图谋。

武则天虽然已经退位，但她的身份实在特殊，既是前朝的皇帝，又是本朝的太后。关于她的身后事，实在难以安排。究竟是以昔日皇帝的身份为她举行葬礼，还是以本朝太后的身份来安排她的后事，这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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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李唐君臣心中早有定见，打算以高宗李治皇后的身份来安葬武则天，将她安置于乾陵，与李治合葬，但这其中却充满了矛盾与纠结。武则天毕竟实实在在地当了十几年的皇帝，全天下，包括这些李唐的君臣，也都公认了她这么长时间的皇帝地位。尽管他们内心百般不愿承认武则天的皇帝身份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不容否认，不容争辩。

若他们自作主张，决定将武则天以皇后之礼安葬于乾陵，这无疑会引起天下人的议论和非议，难以平息民间的悠悠众口。然而，若要以皇帝的规制来安葬武则天，这又让李唐君臣感到万般不甘，谁愿意接受一个女人取代大唐，成为他们的皇帝呢？这岂不是让后世之人嗤之以鼻？

当时的李唐君臣，若想实现心中所愿，唯一的解决之道，便是让武则天自己亲口表态，通过她的话语，表达出他们所期望的结果。这样既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，又能达到他们心中的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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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让武则天亲口说出他们心中所期望的答案，李唐君臣们可谓是煞费苦心。他们频繁地来到武则天的上阳宫，表面上是问安，实则是有意无意地在她面前讨论她的后事安排，包括对她的历史评价和葬礼规格等问题。这些讨论，无疑是在潜移默化中给武则天施加压力，试图引导她按照他们的意愿做出决定。

武则天虽然年事已高，但她的头脑依然清晰，对李唐君臣们的心思自然也是心知肚明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她最终在无奈之中，说出了李显和众大臣们期待已久的答案，并让人将其写入遗诏之中。

在满足了李唐君臣们的心愿后，武则天提出了她最后的要求：“我最后的要求就是，希望你们在先帝陵前给我也立一块石碑，碑上无字！”这一要求，无疑是武则天对自己一生功过的深刻反思，也是她留给后世的一个谜团。

705 年 12 月 16 日，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驾崩，享年八十二岁。她的离世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也预示着李唐王朝的复兴。

武则天驾崩后，李唐君臣迅速向天下公布了她的遗诏。由于他们不愿承认武则天的皇帝身份，因此将这份遗诏称为“遗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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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份被李唐君臣称为“遗制”的文件中，武则天提出了三条令人玩味的“遗愿”。首先，她重申了自己放弃帝号，回归为“则天大圣皇后”的身份；其次，她希望自己的牌位能被安置在李唐皇室的宗庙之中；最后，她表达了与李治合葬于乾陵的愿望。这三个遗愿是否真正反映了武则天的内心想法，如今已无从得知。但显而易见的是，这些遗愿恰恰符合了李唐君臣的期望。

根据武则天临终前的这些“遗愿”，李唐君臣迅速行动，将武则天的灵柩安置于高宗李治的乾陵之中。他们还遵循着她的最后愿望，在乾陵司马道东侧为武则天立起了一块无字碑。这一举动，无疑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——为何武则天要求为自己立一块没有任何文字的石碑？

关于这个谜题，如今流传着多种解释和猜测。一些人认为，这是武则天在无声地夸耀自己的功绩，认为她的成就如此之大，以至于无法用简单的文字来描述。实事求是地讲，武则天对李唐王朝的贡献确实不容小觑。她不仅推动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发展，还将历史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，为后来的“开元盛世”奠定了基础。因此，后人将她的统治时期赞誉为“政启开元，治宏贞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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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以外，武则天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。她首创的殿试和武举制度，不仅为科举制度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更是对后世选拔官员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些制度的推行，无疑体现了她对人才选拔的重视和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。

然而，也有人认为，武则天之所以选择无字碑，可能是因为她内心深知自己罪孽深重，因而觉得无颜在石碑上刻下任何文字。实事求是地讲，武则天的一生，功绩与罪孽并存。在她统治期间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她任用酷吏，大开告密之风，滥杀无辜，许多李唐宗室和臣子都死在了她的手上，无数无辜之人也因她而丧命，她的双手确实沾满了鲜血。

另一方面，有人认为武则天选择无字碑，体现了她的自知之明，她决定将自己的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说。作为一位皇帝，武则天无疑是合格的。她知人善用，重视人才选拔，不仅开创了殿试、武举及试官制度，还奖励农桑，改革吏治。在她的治理下，武周朝国力日渐强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这些都是她作为一位统治者的显著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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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若从纯粹的人性角度来审视，武则天显然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一个好人。她的冷酷、无情，甚至可以被冠以残暴之名，一旦有人触碰到她那至高无上的皇权，她便会变得无情至极，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也难逃她的毒手。章怀太子李贤的悲剧，便是她权力欲望下的牺牲品。

对于武则天为何要立下无字碑的问题，现今已无从探知，真相似乎随着武则天的离世而永远埋藏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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